当年“暹罗”改名“泰国”的时候，中国的反应居然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如今的泰国，在过去——确切的说是在1939年之前，曾经叫做“暹罗”。
→ 可你是否知道，好好的“暹罗”，人家为什么要改成泰国？
→ 人家自己国家改名，又和中国有甚相干？
→ 那次更名，又为何让当时的中国陷入了意想不到的纠结之中？
既然大家都叫我暹罗，我就真的叫暹罗吧
先说说，“暹罗”是怎么来的？
“暹罗”一词，是中国宋代以来，通过梵语发音而音译的地理词汇。英语“SIAM”一字也是同样的来源，与“暹”异曲同音。
简而言之，印度人管这一片叫做“暹罗”（据说有“黑皮肤”之意），于是外国人也学着叫“暹罗”。用以笼统地指代中南半岛腹地泰族人建立的一系列王国，以及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
到了明代，中国正式将“暹罗”作为泰族大城王朝的官方称呼，并且带动了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一干东亚小兄弟承袭沿用。
至于泰国人自己，其实一开始没有把自己叫做“暹罗”。
在民族层面，人家自古以来便自称“泰”；在国家层面，则习惯以王国都城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王朝。
定都素可泰，就是素可泰王朝；南边的阿瑜陀耶强盛了，吞并素可泰，便成了“阿瑜陀耶王朝”（大城王朝）。
至于“暹罗”？那是外头人这一片区笼统的称呼。
古代交通闭塞，各色老外们对中南半岛版图格局一知半解，管你改朝换代了多少轮，反正通通叫“暹罗”。
就像大明大清的臣民，也没几个晓得，洋鬼子在不分朝代地管他们叫“CHINA”。
1826年，曼谷王朝与英国签订《伯尼条约》，当时泰方尚以“勐泰”为国号（เมืองไทย，其实就是“泰国”的意思）。
谁知到了1855年签订《鲍林条约》时，泰国人出于“与国际习惯用语接轨”的目的，干脆在国际条约中顺水推舟地自称“暹罗”（SIAM）。
既然大家都管我叫暹罗，那我就正式叫暹罗好了……
从此，“暹罗”才真的成为了泰国的正牌国号。
转眼，到了1930年代。
枪杆子总是对政权特别感兴趣，不但大清国是被北洋新军收拾的，暹罗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自打1932年泰国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将暹罗从绝对君权制国家强行掰成“君主立宪国”之后，整个暹罗进入了漫长的军政时期。
留学归来，“铁血强国”的新式军官们，打开国门往外一瞅，发觉当时全球杀气腾腾，各界大牛小强都在盛行“民族即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
弱小的国家，希望摆脱帝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强大的国家，则希望把别国领土里的“本族同胞”给策反过来，一块建立更强，更大的民族国家。
最典型的莫属德国，眼瞅着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都是德裔，一跺脚吞并了；隔壁奥地利，大家都是讲德语的，没几下子也给收编了。
暹罗表示，这个，我们也能整。
于是，在东亚战火纷飞的1939年，当时的暹罗军政府，以及掌权的军人总理銮披汶，开始在泰国境内大肆宣扬“大泰主义”（也称“泛泰主义”）。
什么叫“大泰主义”？
——第一条：泰国，应该是泰族人的国家；
这个好理解，巩固主体民族，委屈一下孟族、华族、马来族，那年头各家基本都这么干。
但这第二条，就比较惊悚了。
——第二条，散居在邻国各地的“泛泰民族”，都应该从各自原本的国家中分离出来，以泰国为核心，重组一个联合全亚洲所有泰系民族在内的“统一大泰国”！
1939年6月，作为“大泰主义”建设高潮的标志项目，“暹罗”正式更名为“泰国”。
“泰”本身拥有着“自由，不为奴”的含义。
但在1939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之中，暹罗更名为“泰国”，更多的是在彰显一种扩张的意识，一种超越于国界的野望，一种渴望联合一切广义上的“泰民族”，共同建立一个“大泰国”的霸业雄心。
1939年5月，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讲。
在这场著名的演说中，銮威集瓦他干“掷地有声”地表示——“我泰族同胞，在广东70万，广西800万，贵州400万，云南600万，四川50万，海南30万，越南、老挝200万，缅甸200万”。
“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乃至越、缅各地的泰族，听说暹罗是泰族强大的祖国，都心向往之，欣喜异常”
“我们泰人的使命，正是要唤起各国的泰族同胞，领导泰族，团结合作，共创繁荣！”
銮披汶在1939年“六·二四”广播中，做出了同样的表示：
“在泰国境外，有二千余万人在与我们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大都散布在中国南部滇、川、黔、桂一带”。
“在中国居留之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有一部分甚至划出了一特别区域，不受中国政治势力的统治。”
这两段演讲，深深嵌入了当时泰国民众的心中，与一系列文艺作品、戏剧演出、学术著作、“公民守则”一道，成为了泰国官方的意识形态。
不仅要团结本国民众，还要将邻国境内的“泰人”作为本国人民一道“团结”了去。
话说到这份上，就差一句“还我河山”了。
因此，当“暹罗改名”以及其背后所隐含的领土主张传到中国，中国的反应，可想而知。
在1939年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给云南省政府的一封“密函”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记录：
“暹罗自改称泰国后，对我云南之傣族人极为注意……查本部前曾迭据报告暹罗改称泰国之动机，在以大泰族主义号召，并宣称泰人散居我西南各省者为数达1950万云云，显欲效希特勒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之故，知其中别有用意，自应加切注意。”
云南省民政厅对国民政府的回函中，则这样回复：
“暹罗改名泰国，其民族名，国籍名用泰，实含有希特勒所倡导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并吞捷克之野心，以谋吸收我西南边区之大部民族……在未改国号以前，其国务总理銮披纹曾旅行越南考古，详询越方人事登记职官关于泰族在越南及中国西南之人数。其改国号告人民书中云：‘在中国居留之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有一部甚至划一特别区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统治。’弦外之音，不啻视我车里、镇越等地聚族而居之区域如苏台德区。”
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的反应，与其说是“惊讶”，更不如说是“警惕”。
早在泰国正式更名之前，国民政府便已经做出判断，泰国改国名，对于中国是一种威胁。
而中国学者傅斯年、顾颉刚、教育家吴逸生等人，也在《暹罗改国名曰泰》、《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中评价，泰国更改国名是“一件含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动作”，“效法希特勒之借口，与日耳曼民族分布于中欧东欧者需听其团结合并而为一国之说相同”。
泰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变更国名，原本轮不到中国来操心。
但是，如果“泰国”这一国号的内涵，将中国境内的西南各族，甚至将中国云南、广西也视为“大泰国”版图当中的一块失落的拼图……
这事儿，就难办了。
网上流传的“泛泰国家”版图，包括泰国、老挝全境，广西全境、越北、缅甸和云南的大片地区
说起来，越南、缅甸，乃至中国西南各省的诸族，怎么就成了“2000万泰族同胞”呢？
傣族还好——但是如果壮族、布依族、黎族兄弟听说自己突然成了“泰国同胞”，不知会作何感想。
当然，这种说法，其实也是有些来由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直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和日本学者对暹罗历史的主流认知是——泰族人起源于中国云南境内，是在汉族诸葛亮，蒙元忽必烈等人一次次的南侵压力下，被迫南迁至现在的泰国境内。
而汉代的哀牢、三国的孟获、唐代的南诏、宋代的大理，都是泰族人部落，或者泰族人建立的国家。
《南诏图传》局部
至于汉族人，则是周代从西北进入中国的“后来者”。彼时长江以南非汉族的所谓“夷蛮”，多数是泰族的直系祖先。
有没有一种蚩尤本是思密达的既视感？
不过，这种学说，在近百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对于“泰民族起源”的主流认知。而日本为了支持泰国在中南半岛的扩张，也多数支持这一理论。
至于暹罗自己，出于某种“祖上先前也阔过”的心态，也乐于接受这一史观。
泰国被称为“暹罗历史学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在1925年将演讲集结而成的历史教材《暹罗古代史》，就以此为正统，深刻影响了泰国的历史观念和民族意识。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学者，虽然也认可泰族起源于云南南部、中南半岛北部一带，但是却认为泰族人是东汉时期向中原王朝进贡的“掸国”后裔。
乍一看，大家都觉得泰国人祖先都发源于中国，不同之处在哪儿呢？
在于“时间”与“地点”。
如果西方与泰国的理论成立，则泰族直至元代仍然在中国西南拥有大片国土。
如此，泰人的“大理国”撤离中国才不过七八百年时间，如今“北上复国”，似乎更为师出有名。
王姑娘，我们去泰国不用签证了！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学者的观点如果正确，那么泰人早在汉代，就已经是云南西部边陲的“朝贡国”，只占据现代中国版图的一小块，且一直在滇缅一带活动。
一个汉代就在云南边陲活动，明代还在泰北转悠的民族，不太可能在唐宋期间突然一个闪现跑到云贵川腹地建立一个庞大的王国，然后一个闪现又跑回泰北建国。
因此，中国学者的观点核心是——就算泰族起源于云南，也和南诏、大理无关。
老实讲，无论哪种说法，区别也并不是很大。
民族学上的客观存在的中泰亲缘，加上泰国政府直白的“大泰主义”宣言，让中国对暹罗改名为“泰国”的动作，更为敏感。
于是，以“暹罗更名泰国”为导火索，中泰之间在1939年之后，掀起了一番声势浩大的“史学大战”。
泰国，以及日本学者坚持认为泰族起源于中国云南、两广一带，并建立了南诏、大理；
而中国学者，则针锋相对，拼命撇清西南各族与泰国的关系，压缩泰民族的历史背景，甚至认为现代泰族到十八世纪才形成（这个的确也太晚了）。
有些中国学者，干脆顺水推舟，把暹罗人说成“汉赤眉种”，直接将泰人定义为中国人，把泰文化说成汉文化的分支。
你不是要攀亲戚吗，那就攀个够……
（汉“赤眉军”）
史学的扯皮，甚至蔓延到了语言学界。
原本，在语言上，中国壮、侗、布依、黎等族，与泰族，傣族，掸族属于同一语族。在错综复杂的语族语系划分中，中国西南壮侗语各族与泰族也可以被划分为“Tai语支”。
这个“Tai”应该怎么翻译？翻译成“泰”，那中国境内 “两千万人说泰语”的把柄就算坐实了。
于是中国学者一气之下，将其翻译为“汰语”，甚至将泰国写成“汰国”。直到这段剑拔弩张的历史过去之后，中文学术界才将这一语言学的名词译为“台语”——当然，这个台语与闽南语，没有一毛钱关系。
后来，关于“暹罗改名泰国”的纷争，如何收场？
仗打完了，就不了了之了。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泰国作为被日本强行绑架的“花瓶轴心国”，虽然没有作为战败国受到惩罚，但是也将二战期间从法国手里赢来老挝、柬埔寨领土给输得精光，“大泰国”的雄心壮志自此烟消云散。
到了冷战时期，中泰之间的“攻守之势”出现了倒转。此时的泰国没有闲心去琢磨“策动泰人脱离中国”的事，相比之下更担心中国会通过泰国境内的华人来折腾泰国。
“泰族华南起源论”虽然仍然存在，但也只是为了“团结民众，防范北邻”而刷点仇恨而已，口舌之快，并无大患。
至于中国，大约早已经把“泰国”二字对自己造成的膈应，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中泰建交之后，情况再次起了变化。
两国建交四十余年以来，关系一直在稳步升温。从“相逢一笑泯恩仇”迅速回温到了“血脉相连一家亲”的历史常态。
在对峙时，“民族亲缘”的史学论证，是为了互相占便宜。
在蜜月期，“同出一脉”的学术考究，则成了多多益善的锦上添花。
中泰一家亲，不再是一种大家避之不及的历史禁忌，反而成为了大家争相拥抱的历史遗产。
于是，在“中泰一家亲”的时代大潮之中，在中泰两国官方的鼎力支持下，中泰学者们重新开始捡起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将当年鸡飞狗跳不欢而散的“泰族中国起源论”进行再发掘。
一些中国的民族学者（比如一直主张“壮泰同根生”的范宏贵教授），甚至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壮泰同源”、“壮泰走廊”等一系列彰显“中泰一家亲”的学术理论，将泰民族在中国境内的亲缘谱系从傣族，延伸到壮族，乃至“百越”。
这一波攀亲带故的架势，这一番你中有我的交融，几乎与当年銮披汶时代的“大泰主义”，有了某种镜像般的既视感。
换了一番“语境”，换了一种场景。
同样的话，听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如今，在这个中泰两国如胶似漆，巴不得论证出祖上十八辈原本是一家的年代，心平气和地去看那一段历史，会有一种释然的感慨，一种戏谑的幽默。
在那个充满敌意，遍布战火的年代里，两个原本千丝万缕的国家，曾为了“我爸爸是不是你二舅”、“我姓赵你姓诏莫非你要图我家产”这样的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
一边意有所指地更换国名，
另一边如临大敌地枕戈待旦。
当这一切都成过往，一切当年所要撇清的关系，都成了友好的理由；一切当初所要磨灭的血缘，都成了值得夸耀的资本。
傣族同胞，乐于证明自己与泰国人的相似，但早已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无聊到从中找寻“泛泰主义”的蛛丝马迹。
至于泰国那边，也早已不再对“华人血统”讳莫如深。一波接一波的泰国总理、部长、党主席们，逢人便说自己祖上的华人血统，也不会再有銮披汶大爷那样的老愤青，要拉着你去听一百遍的“泰之寸土”来洗洗非我族类的心肠了。
这一切，是多么和谐啊。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那些美好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
事实上，中泰友好，真的来之不易。与当年那些荒诞的岁月相比，尤为值得珍惜。
老汉热爱中国，热爱泰国，打心眼里希望这两家的友谊，能够基情四射，万古长青。
重温这段尴尬的历史，不是为了埋汰谁，不是为了指责谁，
不是为了让谁“情何以堪”，更不是为了挑拨大家把80年前没吵完的架，接着往下吵。
一切只是为了让大家记住历史，
记住当初，两个亲如一家的国度，也曾经有过这样奇葩而纠结，以至于无法直视彼此的名字的，荒唐的过往。
永远别再回到那个状态，这就够了。
至于，泰人究竟是不是发源于中国？壮族人与泰族究竟算不算“同出一源”的远房表亲？
这些，还是交给专家们来回答吧。
历史的真相，永远隐没于时间的尘埃之中。
但历史大潮中的各色人等，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去诠释历史的过程，这本身，就已经足够有趣了。
监制：王新宇
文：岳汉
编辑：布周十面派
来源：泰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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